四川大學法學院張瀲瀚在《法治研究》2025年第2期上發表題為《刑事訴訟中人臉識別證據材料生成特點與運用風險》的文章中指出： 人臉識別，又稱面部識別、人像識別，是基于人臉面部特征信息而進行身份識別的一種生物特征識別技術。張瀲瀚對刑事訴訟中人臉識別證據材料特點的概括——“主客觀兼容性”與“多元綜合性”，精準揭示了該技術在司法應用中的獨特屬性，對證據審查規則的完善具有重要啟示。以下從法律與技術結合的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一、主客觀兼容性：技術理性與司法裁量的平衡

1. 客觀性基礎
   人臉識別證據依賴算法對生物特征（如五官間距、紋理）的數字化處理，其生成的身份比對結果（如相似度評分）具有可量化、可復驗的技術外觀，符合《刑事訴訟法》對電子數據“客觀記錄”的要求。例如，通過符合國家標準（如GA/T 1324-2017）的采集設備獲取的圖像，其原始數據可作為客觀載體。

2. 主觀性介入風險

   • 算法偏見：訓練數據集的代表性不足（如特定種族樣本缺失）可能導致識別錯誤，需通過《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個人信息相關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第三條審查數據來源的公平性。

   • 人為干預：證據提取環節（如監控視頻截取）可能因角度、光線等人為選擇影響識別結果，需結合《公安機關執法細則》核實取證流程的規范性。

二、多元綜合性：證據形態與證明邏輯的交叉

1. 證據形式的復合性
   人臉識別證據可能同時涉及：

   • 電子數據（原始圖像、特征碼）；

   • 鑒定意見（第三方機構出具的識別報告）；

   • 證人證言（操作人員對技術原理的說明）。
     需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0條區分不同證據類型的審查標準，例如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校驗（哈希值比對）與鑒定意見的資質審查（《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18條）。

2. 證明效力的補強需求
   高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強調，對技術性證據需結合其他證據（如行蹤軌跡、通訊記錄）構建印證體系。例如，僅憑人臉識別匹配結果不能直接定罪，需通過時間戳校驗、設備ID關聯等排除“深度偽造”可能性。

三、司法實踐中的審查要點建議

1. 技術可靠性的“四步檢驗法”

   • 算法備案情況（是否符合《網絡安全法》第23條的安全評估）；

   • 錯誤率閾值設定（如FAR＜0.001%的行業標準）；

   • 檢材預處理流程（是否遵循《法庭科學人臉圖像檢驗技術規范》）；

   • 交叉驗證記錄（是否通過多算法比對降低單一系統風險）。

2. 權利保障的特別考量
   參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6條，在公共場所使用人臉識別取證時，應審查：

   • 必要性（是否限于重大刑事案件）；

   • 告知義務履行（如公共場所標識設置的合規性）；

   • 異議救濟途徑（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告知）。

結語

張瀲瀚提出的雙重特性，實質上反映了人臉識別證據在科技強權與程序正義之間的張力。未來需通過司法解釋明確“技術可信性推定”的例外情形（如算法開源透明度不足時強制重新鑒定），以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動態平衡。一方面，將人臉識別技術的運用明確列入刑事偵查措施，尤其是強制性偵查措施的范圍，并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于人臉識別證據材料；另一方面，保障刑事被追訴人對人臉識別證據材料的知悉權與質證權的實現，建構偵查研判人員的出庭規則、責任追究與績效懲戒制度。